“我自相矛盾吗？

那好，我就是自相矛盾。”

——沃尔特·惠特曼《我自己的歌》

（通讯员：胡阳）伟大的诗人，早已为复杂的人生写下了注脚。今天，当我们试图走近一位青年医者的故事时，这首十九世纪的诗歌，竟像一道精准的光，照进了二十一世纪中国西北——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（市中心医院）的新生儿科。

故事的主人公，名叫向鑫宇。若用最简化的标签去定义他，我们或将陷入困惑：一个手握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八年制硕士学位的青年才俊，理性地选择了人才最为稀缺、挑战最为严峻的新生儿专业；却又“不理性”地，为了爱情，离开熟悉的巴蜀，跨越三千公里，奔赴新疆克拉玛依。他能在超声引导下，为体重仅千余克、血管细如发丝的早产儿建立生命通道，冷静如精密仪器；下一秒，却能俯身握住患儿家属颤抖的手，用最朴素的话语熨平焦虑，温热如邻家子弟。

这难道不是一种“自相矛盾”吗？理性与感性，冷静与热忱，似乎在他身上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分野。

在不确定性中建构秩序

“要问我为什么选择新生儿科，其实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崇高的理想，说实在点可能就是好就业吧。”

采访间，当向鑫宇用这样一句朴实到近乎“实诚”的回答开启话题时，反而让对话落在了最坚实的地面上。在这个盛行宏大叙事的时代，他无意于编织浪漫的故事，而是选择了一个最直白、最可验证的现实逻辑——需求。这份毫不矫饰的坦诚，本身就是一种理性：对自身选择负责的清醒，对外界评价免疫的定力。这并非缺乏理想，而是将理想建立在清晰的自知与现实的土壤之上。

这种底色，决定了他职业道路的走向。当“好就业”的普遍判断，与“人才更稀缺、挑战更巨大”的新生儿科具体现实相遇时，他的理性完成了第一次精确制导。他用一种近乎工程师的思维，看待自己的职业选择——哪里问题最复杂，哪里需求最迫切，哪里便是价值最能彰显的所在。

2025年3月一天，新生儿科转来一名体重仅1180克、合并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早产患儿。向鑫宇医生果断决定启用进修学习的超声定位下脐静脉置管技术。他手持超声探头，小心翼翼地将探头对准患儿的脐静脉部位。屏幕上，导管尖端的影像清晰可见，在超声的精准定位下，导管被成功的置入目标位置——下腔静脉与右心房交界处。整个过程平稳而顺利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。

当意识到院内新生儿转运仅靠护士怀抱或普通推车存在隐患时，他没有止步于抱怨。“不够安全”，这个理性判断成了他行动的起点。于是，他带领科室同事与技师，将保温箱、呼吸机、监护模块这些独立的“零件”，整合、改造，组装成一个可移动的、生命支持功能完备的“微型ICU”——自制转运箱。

这个朴素的箱子，是一个象征。它象征着向鑫宇的理性思维，已从执行医嘱、完成操作，升维到主动设计系统、预见并管理风险。这是理性从“应对”向“预见”的飞跃，是从“工匠”到“建筑师”的思维蜕变。

而这所有冷静建构的背后，那最初驱动他凝视这片“混沌”的目光，又源自何处呢？

感性的温度

新生儿科的玻璃窗户，像一道无形的界碑。门外是焦虑踱步的家长，门内是精密运转的医疗设备。向鑫宇每天都要数次穿越这道门，完成从技术执行者到情感连接者的身份切换。

“向医生，孩子这么小，能活吗？”一位父亲的声音沙哑，眼里布满血丝。

作为一位尚未成为父亲的年轻医生，向鑫宇的共情并非源于亲身体验，而是一种更纯粹的感知能力——他能理解生命本身的脆弱，以及这种脆弱所承载的家庭重量。

“我懂您的担心。”他的回应总是从承认对方的情绪开始。他会把复杂的病情转化为具象的画面：“我们可以把呼吸机想象成一座桥，帮宝宝度过最困难的这段路。”在解释治疗时，他选择用“我们”而不是“你们”——这个细微的用词差别，建立起了一种共同面对的姿态。

这份感性的能力，在他的人生选择中早有印证。那个“为爱奔赴克拉玛依”的决定，本身就是一次情感价值优先的抉择。正是这种对深层连接的重视，塑造了他与家属沟通的方式：不只是告知病情，更是建立信任联盟。

感性的温度最终也会反哺理性。当他目睹早产儿在转运途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时，那种“希望他们能更安全”的念头，成为了研发转运箱的最初动力。对患儿境遇的感同身受，对家庭焦虑的深切理解，这些看似柔软的情感，恰恰是他不断优化医疗方案、提升救治质量的内在驱动力。

在张力中升华

观察向鑫宇在新生儿科的日常，前一秒，他还在超声屏幕前，目光如炬地寻找那细若游丝的脐静脉，整个人的状态凝结为绝对的专注与冷静；下一秒，他已走到家属沟通区，微微俯身，语调温和地解释病情，那一刻的他，又全然是理解与共情的化身。

这种看似迅速的“切换”，并非简单的角色扮演，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职业素养的体现。它揭示了一个核心真相：一个只会理性计算的医生，可能高效精准，却难免让医学失去温度，沦为冰冷的技术操作；而仅有感性共情的医者，虽充满善意，却可能因缺乏专业力量而在疾病面前无力。真正的“医者仁心”，正是这种“冷眼”与“热肠”的辩证统一。

现代医学的伟大与困境皆在于此：技术一日千里，但若失去人文精神的指引，便可能走向人的异化。年轻医者向鑫宇的故事或许没有宏大的叙事，但它展示了一种弥合的可能。而他的成长轨迹也清晰地表明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，离不开一片肥沃的土壤——医院提供的平台，科室主任韩文“放手不放眼”的教导，科室团队的支持与协作，共同营造了一个既鼓励技术探索、又珍视人文关怀的环境。在这里，青年医者不必在“成为机器”与“沦为滥情”之间痛苦二选一，而是被引导着去整合二者，走向成熟。

回看最初那个问题，理性与感性，向鑫宇究竟属于哪一面？或许惠特曼的诗句就是答案：“我自相矛盾吗？那好，我就是自相矛盾。我辽阔博大，我包罗万象。”